Um den Verlust zu vermeiden, falls der Artikel gelöscht werden müsste,habe ich versucht, ihn ins Chinesische zu übersetzen.
Auch eine Übung für mich selbst.
法兰克福公报:在德国的中国人
周日报会
完美的移民
他们勤劳、上进而且不会惹人生气。还有呢?在平行社会和融入两者之间的中国人。女儿被骂作母狗,因为她将每次吵架都报告老师,而不是设法解决。
作者:尤莉亚 莎夫
或许只是幻像,但是突然之间有了茉莉花的香味。周日上午,在法兰克福的一所职业学校内:当差不多300来个中国男生和女生苦学汉语的时候,父亲们在自助咖啡馆喝茶,母亲们则在院子里练习一种传统的舞蹈。女士们妩媚地摇晃着手中的红扇子,步幅或左或右。领舞者模仿击鼓的姿势,嗒-嗒-嗒。美茵河畔一股来自唐人街的气息——这是一次为多元文化游行的彩排。一位母亲坐在阳光之中啃着一块带鳕鱼子的南瓜子小面包。“我们不像穆斯林那样只说他们自己的语言”,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用德语说道,“现在有这种危险,就是孩子们对他们自己的文化都知之甚少了。”
根据最新的Pisa比较统计所公布的结果,在德国外国孩子的学习成绩比任何其他地方的移民家庭孩子都差。而这肯定不包括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一般来讲都上十三年制文科中学,几乎没有差生。“中国人的问题的特征就是没有问题”,汉堡亚洲学研究所的卡尔斯滕基瑟如是说。在德国的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看不见的,他们的餐馆对每个小城市来说都算是基本配置,他们的生意消匿于土耳其蔬菜商和全球化的庸俗引进之间。基本没人会去领社会救济。尽管中国作为未来的经济强国正在晋升为热门话题,在德国的中国人却相对无名——不会惹人生气、不引人注目,在我们这里生活着差不多73000个从中国大陆和香港而来的中国人。中国人是德国高校中的最大留学生群体,这是成功融入社会的例子么?还是一种没人意识到的平行社会?
“我们的孩子德语说得比汉语好多了”,冯芮伶(音)说道,她在1997年建立的位于法兰克福的华音学校中担任名誉领导职位。很多孩子从小就是从幼儿园、学校以及朋友那边熟悉了德语,而汉语倒成了未来事业成功的一种金钥匙资本——尽管每天必须要费劲完成的额外作业算作是母语课程。同时周六学校成为了一个相聚的地方。在莱茵-美茵地区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会有如此众多不同的中国人规律性地聚首:学者、商人、餐馆老板。很多父母都愿意驾车远行而来并将等待的时间消融在交际之中。
学校领导成员之一的冯是属于早一代领取奖学金的学生,他们在德国成立家庭并且建立了自己的事业。这位税收办的职员是1982年搬到黑森的。“也许我自己也不再是典型的中国人了”,这位将嘴唇化妆成深色的女士说道。并且立马迅速将话题转移到家庭内部文化冲突的焦点之上:儿童教育。如果她的一个儿子大发小孩子的脾气,倒在地上嚎叫,她会在中国婆婆惊奇的目光之中保持不动声色。哭闹的男孩在中国是属于羸弱的,而一个孩子必须自己振作并且领会他的父母都是为了他好。冯芮伶则觉得,小孩子应该被允许自己嬉闹而发泄情绪,就像他在周遭的德国环境中所经历的一样。“我很高兴,因为有这种充实的感觉”,今天的她说道。
46岁的潘艺龄也讲述了相似的故事:关于女儿。她在中国接受了最早的幼儿园教育,而来到德国的幼儿园却被骂作母狗,因为她每当吵架的时候就报告老师,而不是解决争端。而今天这个13岁的孩子已经如此直接,以至于在暑假的时候到上海对爷爷奶奶也吹毛求疵,可算是放肆了。
“我们生活在两种文化之中”,潘艺龄说道:女儿接受了自己的洗礼(典型的德国做法)。父母和孩子一起踏遍了周边的所有十三年制文科中学,为的是找到最好的学校(典型的中国做法)。家庭对于他们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她每周至少要跟父母打一个小时的电话(典型的中国做法)。并且当然他们也更喜欢中国菜,因为据称更为健康,但是天气好的时候却也会去烧烤(这对于在此落根的来自不同传统的移民来说已经成了一种典型的、用于自我调整的自然现象)。
但是这些例子只是对于在德国的中国人来说属于典型么?当每月一次的法兰克福汉学家周三聚会来临的时候,在新开张的“北京烤鸭”餐馆中桌子被搬过来的时候——因为多得惊奇的德国人和中国人要在薄薄的煎饼中卷上松脆的烤肉和蒜苗以及黑蘸酱——人们也同样会碰上学者。他们用流利的德语进行主导文化辩论、探讨道教或者是烤鸭皮的性状。年轻的银行或者股市工作人员给予德国的安静和清洁以高度评价。但是为什么商店周日不开门并且为什么每次无足轻重的决定总是在悬而不决之后才被作出,他们则不介意。哪里是家乡?在事业发展具决定权的时候,这是灵活机动的。一个29岁的穿深色西装和粉色衬衫的男士说道:“我想扮演国际化角色。”
就像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这位瘦小的年轻人大学上的是经济管理。并且如同他的许多大学同学一样,本来是要去美国留学的,如果他能付得起这个钱的话。与他不同的是,大部分其他学生在考试过后就会动身回去,因为他们希望在中国找到更好的就业机会。在此之前他们则单独呆在宿舍,正如亚洲学者基瑟所说的那样:“他们与其说生活在这里,倒不如说并非真正在那。他们不与人交往也不融入社会。”
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那些来自中国的最早移民群体——“餐馆业中国人”也适用。法兰克福的酒馆“新世界”里,悬挂的酒杯下成排的烤肉,不少是红色,更多是铜色,一份午餐6.8欧。即便是在德国16年之后,老板娘吴美芬还是要呼叫一个员工来做翻译。她说现在的竞争是如此激烈以至于她害怕计划中的增值税提升。吴女士只上过业余学校,大部分的餐馆老板和生意人都是从中国的一穷二白状况下白手起家而发迹的。苦干到精疲力竭,互相在一起度过极少的业余时间并且利用中国人专有的事业基础:开店、理发师和会计。
下面是一些老套说法的收录,虽然它们是太过普遍化了但即便是中国通或者是中国人自己也在散布着这些说法。
1.中国人勤奋得叫人难以置信,几乎没有一个中餐馆是有休息日的。任大明,财产咨询师和法兰克福聚会的组织者之一,主业、副业和进修算起来每周足有80个工作小时。
2.中国人都节俭,餐馆老板娘吴说她的黑色料裤是在中国花5欧元买的。
3.中国人都是棘手的生意对手“在这些人眼里只有利润,其他一切都无所谓”,法兰克福大学的汉学家格尔格埃博斯豪瑟说道。一个广为流传的对策:软磨硬泡,只到对手烦到投降。无情地利用,没有人会愿意丧失未来的世界之星中国。
4.中国父母的教育欲望简直无边无界:钢琴课属于是常规课目了,如果在学校里成绩不好就请家教。“这就是这种儒家思想:学习是最重要的,无论是贫还是富”,学校领导成员冯这样说。汉学家埃博斯豪瑟指出在人口庞大的中国竞争的巨大:“在那人们就要努力并且不择手段。”教育专家潘清清为之取名为父母突出的迫切期待:“如果我清楚地表述出我想要我的孩子达到什么,就会有所帮助。”
任露谈到她在科隆和莱茵-美茵地区9年的生活的时候腰板挺得很直。她经营着一个Top von Peek & Cloppenburg,她的裙子来自中国。这位35岁的女士呷着一条Macchiato。她丈夫在一家经济检验企业工作,两岁的女儿上午则去上一个爬行班,任会为她唱德语儿童歌。两个孩子都各自有一个德语和一个汉语名字。如果一家人出去吃饭,这位女教师比较倾向于希腊餐馆,中餐毕竟她自己会做。这个叫做成功的融入。尽管如此任还是在规律性的时间段里会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不回到中国去?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对待自己?
踏出来到德国的这一步,总是关联着对于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的希望,但有时也将中国人引上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任说到她的朋友,大学毕业之后拿不到工作许可;或者是考试挂科只能没拿到学位就返回中国的同学。她也曾一直有过这样的害怕。而在她怀孕的时候,她自己的大学学习也走了弯路。压力很大,孩子还小,而钱总是那么紧张。然后中国的奶奶过世了,我却在千里之外,任露眼中泪水在打转。但是幸运的是,她老公在这样的情况下说,一切都是值得的。并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才移民,而是假如他们还在中国,就只能生一个孩子了。